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

这一建国立宪的过程，就是慎思明辩的商谈过程，是人们共同商谈，合多数人之力而成功的。共和主义的理论家佩迪特提出了论辩式民主（contestatory democracy）的概念，他认为按照论辩的模式理解民主，意味着只要人民单个地和集体地对政府的决定享有永久的论辩之可能，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民主的，它就是一种为人民所控制的政府统治形式。

在公共场合，如果未能说明为什么自己认为有理、有利并有充分根据的观点对于他人而言亦是如此，则无法使他人信服。在美国，人们把共和理解为社会对自身进行的缓慢而和平的活动。工作计划包括了宪法起草工作的时间安排与进度、起草工作的基本程序和起草工作所依据的基本参与资料。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双方都匿名向人民说话，都戴着面罩隐藏在不同的时空中相互驳斥，通常不太容易激起私人之间的仇恨和报复，无损于辩论双方的名誉、地位和利益。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种制度，不使用政权的强制力量就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得到应有的贯彻。

（3）荣誉原则：追求独特性的激情部分地超越自利的动机。还要杨尚昆检查1952年8月1日到1953年5月5日的中央和军委电报和文件，查明有多少是没有经他看过的。（一）食品安全管理员的设置与日本相似，我国正是在发生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在2009年制定《食品安全法》时首次引入了食安员制度。

食安员的制度设计需要在企业的经营自由、内部关系和谐与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之间进行合理的协调。【摘要】企业依法对食品安全负有组织化保障的义务。1956年厚生省公布，中毒婴儿多达12 131名，死亡130名，世界上史无前例。营业者为其设施配备了食品卫生管理员后，必须尊重食品卫生管理员所提出的意见。

食安员制度的基本定位应当是企业内部的自我规制，是国家监督的补充。如果企业对食安员的建议不予回应或回应明显不合理，导致事故发生的，国家可从重处罚。

[4]组织化的安全管理已成为风险治理领域的重要经验之一。损害无法确定，金钱赔偿杯水车薪，甚至失去了意义。森永乳业公司贪图便宜，用工业用的化合物作乳质稳定剂，含有砒霜，其浓度足以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肝脏肥大或衰弱死亡。从现有法律出发，借鉴国内外的有益经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高这种内部的组织化安全管理的实效性：第一，对于企业配备食安员的法定义务，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作为其生产经营许可的条件之一，没有配备者不予许可。

中国1908年《公司律》学习西方的长期经验，也对公司内部的组织——董事会作出规定。食品卫生管理员应当对在其所管理设施中从事食品、添加剂制造或加工者进行监督，使其不违反与该食品、添加剂相关的食品卫生法规定、或者依该法所作的命令和处理。[5]参见王贵松：《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61页。（2）建议，即对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行为提出处理意见。

在诸多领域均设置了专门的安全管理员，例如，我国《消防法》第20条规定，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人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保持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和消防车通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食安员并非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和延伸之手，如果将隐患通报作为食安员的义务，则可能形成企业与作为企业员工的食安员之间的对立关系。

如果营业者没有依法设置食品卫生管理员，根据《食品卫生法》第55条规定，都道府县知事可撤销其营业许可，或者责令其停业、部分停业或在一定期间内停业。（二）食品安全管理员的职责无论是《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还是卫生部的规章，对于食安员的职责几乎都没有规定，这实在难以体现国家要求设立这一组织的目的何在。

监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应当为食安员提供适当的保护，毕竟他将企业内部的信息向外反映，与企业内部纪律可能是相悖的。但如果发生事故，营业者则要根据《食品卫生法》第78条的规定，接受双重制裁（两罚制）。[16]在德国环境法上，这种内部组织必须每年至少一次向其雇主就相关任务执行所采取或所欲采取的措施进行书面报告。[10]但对于不配备的法律后果、从业资格等均无规定。企业的自我规制企业是保证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如果将这一责任人格化，转化为由企业内部的特定组织承担，将有助于这一法律责任的履行。企业的经营自由并非没有法律界限。

当然，如果食品卫生管理员本人从事了该违法行为，则另行处罚。参见陈慈阳：《合作原则之具体化——环境受托组织法制化之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页。

书面报告可提高该报告在事后发生污染时的证据力，也减轻主管机关举证的困难。四、食品企业内组织化安全管理的有效化既然《食品安全法》已经确立了食安员制度，而且将企业配备食安员作为其法定强制性义务来规定（应当），理应健全这一制度，有效地发挥食安员的功能。

但对于不尊重食品卫生管理员的意见情形该如何处理，法律并未作出规定。相对而言，《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员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广东办法）[11]则较为系统。

食品企业的安全管理方式很多，有物理性安全管理、技术性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和组织的安全管理等，而组织化的安全管理则是食品企业安全管理的基本，为其他安全管理方式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持和监督力量。这种处理大致是妥当的，类似于内部举报。当然，它还要求企业将履行职责不到位的食安员解聘。日本《食品卫生法》第48条规定了食品卫生管理员的设置要求：营业者在制造、加工乳制品、厚生劳动大臣依第10条规定确定的添加剂、以及其他由政令规定的、特别需要在制造、加工过程中考虑卫生问题的食品、添加剂时，必须对其每件设施设置专职的食品卫生管理员，对制造、加工活动进行卫生管理。

食安员具有三重身份，其一是企业员工，其二是生产经营的安全管理员，其三是生产经营的安全监督员。（一）国家介入食品企业内部治理的根据众所周知，食品安全的实现有赖于国家监督和企业自律的共同作用。

食安员由企业聘请或任命，两者的关系由劳动合同形成。[13]参见《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员的管理办法》第13条。

因为这些企业主要从事的是调理工作，而非制造、生产，危险性相对较小。广东办法第14、15条还规定了食安员的权利和地位。

然而，此后又发生了熊本水俣病事件（1956年）、新泻水俣病事件（1963年）、米糠油中毒事件（1968年）等。二、日本食品企业内的组织化安全管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尚处于草创时期，因而不妨先来看看日本的经验。有鉴于此，1957年，日本国会修改了《食品卫生法》，一方面，明确了添加剂、化学合成品的概念，给食品、添加剂等的必要标识设定标准，另一方面，设立了食品卫生管理员。根据《食品卫生法》第77条规定，如果食品卫生管理员怠于履行法定监督职责，其设施中存在与其管理的食品、添加剂相关的违法行为，根据其行为样态科以相应的罚金。

故而，这一职责其实只是教导性义务。营业者配备食品卫生管理员或者亲自作为食品卫生管理员时，必须在15日内向其设施所在地的都道府县知事申报其食品卫生管理员的姓名或者自身成为食品卫生管理员的概要情况以及其他厚生劳动省令规定的事项。

[7]所谓邻接，是指食品卫生管理员徒步来往于设施之间也不妨碍监督。进入专题： 食品安全 组织化保障 。

[3]现代大型设施具有潜在的事故风险。这一点也应当在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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