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Christian Hillgruber/ Christoph Goos (Fn. 8), Rn 612. [40]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154页。

包括少数民族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在内，宪法制定者均赞成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并将其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比如，七五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七八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显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在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中共同形成的，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年)就把强化就业和国家通用语言培训作为强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的重要措施。是否需要明确规定禁止歧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上曾有深入讨论。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

第四，所谓普通话，根据国务院1956年《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系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其二，从规范客体的角度，彼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处于发展过程中，尚未完全成熟。[11] 《共同纲领》确立的人民司法作为指导司法工作的原则，规范人民司法的工作。

该条规定实际上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违宪审查要求权。这是新中国关于检察制度的第一个单行法规。[6]参见王桂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7]据学者考察，人民司法理念源于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以司法为民思想为指导的司法实践，而人民司法最早出现在宪法性文件则是《共同纲领》第十七条。

到195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署设在全国五大行政区的检察分署全部建立，全国50个省、直辖市和省一级行政区有47个建立了检察机构，并在一些重点专区和市、县建立了人民检察署。他同时指出，要建立一系列司法机构，如各级法院、检察署等等，才便于进行工作……在我们政府组织法中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四个机关（军事委员会、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其中关于司法机关就两个。

关键是要设计好具体程序与制度，落实好法律赋予的职责。四、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使命，也是我国检察制度的优势与特色。（3）保障《共同纲领》第十八条之实施，注意检察损害公共财产和经建等案件。但在实践中，由于对法律监督的性质与功能认识不到位，检察机关对执法司法的制约出现弱化的现象，如执法司法机关之间重配合、轻制约，内部监督机制不健全，外部监督不力，监督能力不足，监督手段单一等。

如在实施《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的基础上起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修改了《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推进了新中国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9]董必武：《要重视司法工作》，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第119页。第七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中包括任免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文本中出现的人民司法制度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新表述，体现新中国人民司法的性质与地位。（5）保障《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之实施，注意检察破坏土改和土改中的违法案件。

[15]参见闵钐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521页、第523页。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监督机关，有权监督宪法实施。

当时，司法工作主要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宪法大纲》文本虽没有直接规定检察机关，但以《宪法大纲》为基础制定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则标志着人民检察制度的诞生。摘要:  经过90年的历史发展，人民检察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司法的理念，展现检察制度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于检察机关落实《共同纲领》具体条文的任务，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在《人民检察任务及工作报告大纲》中提出：（1）保障《共同纲领》第七条之实施，注意检察反动分子案件。在新时代，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积极履行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期待的客观要求。人民司法工作的当前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

为了正确地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首先必须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如基本大法《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其他机关所发布的许多法律、法令、指示、决定，都是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依据。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与纠正。

要严肃地和一切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又要防止以监督者自居的特权思想。[3] 在《宪法大纲》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共五章十六条。

董必武于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人民司法概念做了系统的诠释。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一方面明确了检察机关是在权力机关之下与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并列的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

但从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此种民事责任的规定而言，主要是从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关系而展开的，原则上并不包括违约责任。〔37 〕 第三，超出合理的范围处理信息主体公开的个人信息。在被遗忘权的情形下，信息处理者并无主动删除的义务，而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来看，只要法定情形出现使客观要件具备，即便个人未向信息处理者提出请求，信息处理者也负有主动删除个人信息的义务。个人为了接受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同意信息处理者在一定期限内处理其个人信息，也是个人信息自决的重要体现。

第一种方式是保障权利人直接针对信息处理者提出删除请求或提起诉讼，有效实现删除权。此项权利之所以特殊，一方面，是因为该权利主要是一项防御性权利，其主要是针对个人信息在遭受侵害时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另一方面，该权利并不是以特定的给付为内容，而是以维护个人信息的准确、完整和有效支配为主要功能。

所谓权能是为权利所包含的尚不能独立的权利的功能。因此，鉴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没有对删除权作出限制，民法典第999条的规定作为一般条款可以发挥补充作用。

〔51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仅限于信息处理者自己删除，而不涉及信息处理者通知其他处理者进行删除的义务。此时并不涉及个人信息主体的删除权，而仅涉及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主动删除义务。

删除权是指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相关的个人信息，本质上是一对一的关系，仅被提出请求的信息处理者负有删除的义务。一、删除权的性质 （一）删除权是对人格权益进行私法救济的权利 删除权首先是一个民事权益，而非公法上的权利。对此，笔者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一般规定具有适用空间。而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删除权的行使目的在于实现个人信息权益人的自决并维护个人信息的完整和有效支配，这就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等人格权请求权一样，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对人格利益的完整支配。

禁令制度可以较为高效地避免侵害行为所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但是由于其未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辩论等，因此其只能暂时性地避免损害的发生和扩大，而要最终解决纠纷，还是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五）删除权是人格权请求权的组成部分 所谓人格权请求权，是指民事主体在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妨碍或者有妨碍之虞时，有权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

依据民法典第1196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用户通知后，如果认为不存在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进行反通知。信息主体通过行使删除权可有效保护其个人信息权益，而删除权的保护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予以实现。

因为许多民事权利在遭受侵害后都可能产生行政责任的问题，而不限于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情形。〔49〕参见同前注〔11〕，程啸书，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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