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相对人而言，行政诉讼的实质在于为公民提供了获得救济的权利，包括诉权和获得赔偿权。

人口的登记普查由监察官负责，每5年进行一次。到帝政时代，奴隶对于主人赏赐的金钱、土地或者房屋，可以收为己有，称为特有财产。

也有学者认为还包括宗教方面的权利，如圣事权，即参加城邦礼拜的权利。归降人自己民族的法律被罗马所废止，因此不能再用自己的法，他们能够适用的仅仅是万民法。最初的部族在前几位国王统治时就消失了。[20] 梅因用古罗马法中所谓的妇女终身监护（perpetual tutelage of women）的制度来说明女性的身份。在整个真正的罗马时代，罗马私法就是家父或者家长的法。

[33] 由上述分析解读，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罗马法中，作为身份判别标准的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并重，罗马人正是通过将某些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身份化，来构建其身份制度的。罗马城邦在很长的时期内压制着较小的群体，成为一个相当有利的政治中心。司法独立于政府、团体和个人，但不应当独立于媒体，至少司法独立原则在言论和新闻自由原则面前没有优越性[31]。

常常出现的是司法容易受民意的干预（此处干预一词没有贬义，更应该把它作中性的理解，正如心理学上的干预）。这在当时被社会各界视为人民法院落实公开审判原则，增强司法透明度的标志性转折。其二，从受审判者的权利保障来论证司法独立，这也是物理力学意义上的。图2所表现的司法领域受到民众和媒体两种力量的干预和影响，而为政者在通常情况下不对司法领域产生影响力，司法部门建立起独立的司法体制和机制，成为一个阻隔外力干预的屏障。

[17][美]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陆震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1页。因为一旦陷入公案，检察院和法院因种种原因，对民意的抗干扰能力也就降弱了。

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目前已经成为民众通向政治的无形的、非正式的重要通道。中国的问题背景却完全不同。这个主题元素吸引了公众、媒体、为政者参与到个案的司法中来。[34]90年代后期，是我国新闻媒体事业得到最快速发展的时期。

参见何海波：《公众意见与司法判决—对过去十余年若干轰动性案件的考察》，载《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宣判后，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当日对刘涌执行了死刑。在美国，民意与司法的角力关系中，民意的实际力量来自媒体。这个问题确实是一片混沌状态，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先行考察当下公案中民意影响司法的各种效应。

根据民意对司法有无影响及其影响大小，我把它们大致分为八种情形，我所使用的案例大多数是已审结的公案。假如，尼普打了塔克的鼻子，却在法院诉说他完全是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行事。

让我们先简要地梳理以下六对角力关系及其隐藏着的政治力学。正是这个主题元素，才成为公众、媒体和为政者不同程度地干预司法的合乎目的正当的理由。

比如最高法院2009年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其中宣布对媒体违反规定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理由是：第一，司法慎待媒体原则的适用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公平受审的权利。[26]孟德斯鸠划分国家活动的不同分支领域的目的是要用一种权力钳制另一种权力。民意的参与，体现了法律上的监督的民主性、正当程序等价值，促进了司法的公开透明和公正性。舆论对司法进行批评或评论时，难免出现非恶意的过激言词，所以司法机关应当对此抱着宽容的态度。每当发生这种情况，陪审团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而这些陪审员渲染判决却永远不会被追究责任。

于是法院采取调解的办法了结此案，并以涉及当事人秘密为由而不公开调解结果的内容。所以司法权必须完全由行政权脱离出来，并保持独立，任何国家权力不能干涉司法权的运行。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6届亚太地区首席大法官会议特别重视司法独立问题，大会通过了《司法机关独立基本原则的声明》（又称北京声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60号决议又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

[13]民意和舆论并不会自动起作用，是被拿来用的。民意法庭一般有两个裁判者，即民众和媒体。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中，政府将它的成年公民看成是富有责任心的道德主体。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地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言论（新闻）自由与公平受审权利，两者之间孰先孰后？让我们看看美国亚里桑那大学哲学教授J·范伯格所讲的一个道理：请设想有这样一个早期的未成熟阶段的简单法律体系，它包含着一个法律规则，允许每个人有权在空中随意按任何方向和以任何速度挥动他的胳膊，并且它也包含这样的规则，允许每个人都有权不让鼻子受到拳击。从应然的理论上讲，民意法庭会对陪审团产生影响，但很难对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司法活动起影响作用，因为司法机关是独立行使职权的，并且法官的职业习惯往往对民意和舆论抱排斥态度。‘只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实现司法权的独立[30]。

1．民意无法从道德情感上接受法律的逻辑而干扰司法。孙笑侠：《公案的民意、主题与信息对称》，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例如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无效这样的证据规则和观念是被法律人广泛接受的职业逻辑。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成为舆情监视器，网上投射着转型时代的冲突、困顿、无奈和焦虑，有人说，顺着网线可以触摸时代的脉搏与心跳。

7．民意促使个案中引发更深层问题的理论思考。在张金柱案、刘涌案、邓贵大案、胡斌案等等公案的审判过程中，表面上充斥着媒体与民众的声讨和法院的无奈，但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四方面权利的冲突，如果不从权利冲突中获得解决冲突的原则和规则，那么，我们绝没有理由说公案中的强大舆论不会对法院造成压力和影响。

这种影响力主体在司法文书中看不到记载，因此被称为司法的匿名者[12]。[32]陈志武：《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关于新闻侵权诉讼的实证研究》，载怀效锋：《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我们也能够理解，在制度不健全不合理的情况下，为政者出面角力或矫正都是具有迫不得已的合理性。陪审团制度是司法职业主义和司法平民主义的重要桥梁之一，不是唯一的办法，也未必是无可挑剔的。

可是媒体并不以为然，有的认为只要不煽动对抗法律的执行就行。第五条规定新闻媒体因报道案件审理情况或者法院其他工作需要申请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提供裁判文书复印件、庭审笔录、庭审录音录像、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等。

其中对司法判决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法官，而是匿名者。[21]《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捡，黄金案余波未了》，记者吴俊，http://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09-09/29/content-12125448.htm. [22]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Democracy, Harvard Press 2001. P4. [23]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是最早确立国王不得干预法律（法院）的一部法律，正是从这里开始，确立了行政不得干涉司法的原则。

5．民意有很强烈的压力，但司法仍然很独立地判断。这时，必然求诸于权益平衡程序，也就是常常指导立法者考虑问题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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