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参见《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等与商洛市秦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等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2010】陕民二终字第34号）。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这一判断可能充满不确定性，例如在金龙鱼案中，行为人郭某在网上发帖称：金龙鱼调和油采用转基因大豆，吃了以后会得癌症。参见《纸馅包子之思：假新闻隐藏真问题》，《人民法院报》2007年7月27日，第6版。

捏造本身就是明知的特定内容，加上去之后，使得捏造由动词变成了名词，当然也可以继续认为捏造是动词，这种解释方案巧妙地化解了原有法条文字解释上的障碍。[38]（案例7）这种论证逻辑存在疑问，并不是说诽谤了个人，这个人的名声影响到了企业商誉，而是从一开始就直接损害的是企业商誉。[23]（案例2）然而，日本多数学者否定传播性理论，其主要理由是：既然强调公然性这一行为样态之限定要件，如不要求对象为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话，限定要件的意义就丧失殆尽了。[49]转引自前注[42]，张明楷书，第215-216页。[41]肯定说认为严重情节属于犯罪构成要件。

[15]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构成本罪还要求具有严重情节，这意味着严重情节所彰显的不法必须在基础不法的程度上有所上升。基于我国《宪法》115条的规定，兼容前述所有一般地方的主动范围。

当然，中央已经逐步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着手解决，如《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提出：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52]参见薄贵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理论误区》，《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2期。[48]参见郑毅：《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宪法文本中的演变》，《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4期。三、文本叙事：主动性出场的二元化结构背景 在央地关系的法政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相对于被经常提及的积极性，与被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主动性似乎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12]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提过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论断：在全国的统一的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

[106]周其仁：《城乡中国(下)》，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15]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本人对《论十大关系》的判断并未完全拿得准：《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当然该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重视并在有关法律规范中规定了的解决措施，如2005年《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9条第3款就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出台的税收减免政策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减收部分，在测算转移支付时作为因素给予照顾。第二，从立法机关修宪的原初意图来看，除从经济拓展至权力配置的领域变更之外，七八宪法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提法的逻辑仍应延续。

[63]刘剑文等：《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60]熊文钊主编：《大国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三是个别事权归属或财政资源争议的纠纷解决机制。[9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76]同前注[74]，戴激涛文。同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曾对此解释道：就是要有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

笔者认为，破题的关键在于回归积极性的本源及其在央地关系场域中的制度形象。综上所述，中央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两个核心概念的最大公约数，集中体现为事权划分的明确与规范以及财力的科学匹配与相应保障。

[83]具体到本文论域，前一种解释显然更应重视。[66]实践中对于推进与财权划分相适应的事权划分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事权-财权模式就暗含了将财权划分的改革成果引入并反哺事权划分的理论期待。[46]2018年国务院《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则归纳了18类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其中10类事项的央地支出责任比例被具体量化，8类未被具体量化的事项亦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策略化处理，这不仅建构了央地事权划分的实际操作指南，更代表着央地事权划分改革开始从原则框架向具体领域深入。中国的文件不能不给底下留下选择的余地。第一，在避免对事权-支出能力关系模式产生实质变更的情况下实现概念理解上的拨乱反正，即实现支出能力-财权向支出能力-财力的转化。同时，主动性与积极性又显然具有鲜明的内在关联。

此外，近年来，许多国家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共享事权逐步转化为纯地方事权的趋势。[103]参见马骁：《遵从·背离·弥合——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构》，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章第三节。

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21]参见[美]索蒂里奥斯·巴伯、詹姆斯·弗莱明：《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徐爽、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

[115]参见温铁军、计晗、张俊娜：《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54]若支出能力大于事权责任，将导致地方政府财力过度冗余，不仅会打破地方间财力均衡状态，更会有抵消中央调控能力效率之虞。

在现行体制下，力所能及之畛域显然属于该地方事权之范畴，而付诸实践之能力在现实中则更多体现为该地方所掌握财政资源的充沛程度。[88]这与当时强化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吻合，前文在论及积极性的中央与地方之维的问题时曾有过探讨，此处不再赘述。统统抓在中央手里不行啊，管不了那么多啊。第二，逐步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

事权 我国《宪法》3条第4款将主动性和积极性明确定性为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原则的实质要素，[1]但学界却鲜有著述深入探讨该宪法表述的规范内涵，这就直接影响和削弱了该款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实践中的规范价值。[93]参见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9页。

[40]郑毅：《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三题——内涵、理论与原则》，《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3期。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中央与地方事权的法治建设应有三个必经阶段。

不论是主动性还是积极性，其内在价值追求本质相同，均以地方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和地方合理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91]其二，中央对地方试错的容忍。

因为长期以来所说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观点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或者在执行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74]参见戴激涛：《论中央与地方争议的解决机制——以政协制度的协商与团结功能为中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这对于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相对而言，公共产品层次理论则直面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本配置问题，将国家职权视作公共产品的供给，引入经济理性作为划分供给层级的基础依据，聚焦中央与地方不同层级所面向的民众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作为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主动性的出场最终实现了对积极性内涵的明晰乃至重塑。注释: [1]本文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规范中所涉及中央与地方职权事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引号标示，以区别于行为状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虽然地方自主性逐渐扩大，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地方在本质上仍为中央政府的延伸，然而这种看似以中央管制为主线的规范逻辑，却在另一个侧面为地方主动空间的营造提供了间接支持——中央作为各级政府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无意间弱化了地方政府自身的责任压力，而压力腾退的空间就为地方主动性的额外发挥创造了新维度。从历史发展、规范现状、制度实践和改革趋势的综合考察可知，积极性的静态内涵既包括事权划分的明确性和规范性，也包括作为隐藏要件的与事权范围相匹配的财政资源的匹配程度，其动态内涵则体现为针对事权归属或财政资源争议的纠纷解决机制。

[70]在此基础上，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研究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推动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形成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虽然基于对事权划分终局权力的掌握，中央的对于积极性的顾虑相对于地方较少，但也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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