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人民经历的一场浩劫，纳粹分子的罪恶罄竹难书，可问题是，根据法律他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在纽伦堡审判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被告人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实际上这是一种责任分担的方式，由所有民众承担审判的后果，政府往往对审判人员无可奈何。二是通过对个案的政治干预打击政府不喜欢的人。

一年过去了，2006年 5月10至11日，在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的人民陪审员论坛上，竟然有人提出：陪审员应该趋向‘精英化'，甚至可以改人民陪审为专家陪审。从陪审员权利实质化来看，在英国和美国，陪审团的成员全部为陪审员，对事实问题他们有完全的决定权，专业法官没有这个权利，即使主持审判的专业法官（只是程序上的主持人）与他们的意见相反，也不能干涉。对于后者，陪审员参审制是通过专业法官的引导和对法律的解释来实现（所以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法律相对明确的法典化国家）。二是陪审制度也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方式，控辩双方或原被告双方都难以在此作弊。陪审制度作为民主的产物，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不能对事物有辨别和认识能力，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否则社区的所有的人都应当有其代表。

只有这样的陪审制才能真正实现其应当有的伦理价值有人问我，法律本身具有维护社会道义感的功能，在今天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法律如何能起到更大的匡正和约束作用？现在有人对于一些法律本身的指向提出了一些意见，社会不同群体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得到解决。我个人认为，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主张首先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说法，不符合刑罚设置的根据原理，也不具备立法的现实基础。

其实，人怕死的本性使死刑具有威慑力这其实是不需要经过论证的简单常识。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死刑 。主张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第四个理由是认为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有利于发现其他犯罪证据，从而有利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去年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表达了这一观点。

民意代表有时会与全民意志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背离，所以，确实有如法国这样民意代表在死刑问题上稍有背离全民公意的情况出现。因此，留下他的性命就是留下了发现犯罪的线索。

但是，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保留哪些罪的死刑，是不是应当首先废除贪污贿赂罪的死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学者们主张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第一个理由是认为经济犯罪没有致人死命，对其适用死刑违反罪刑相当原则。此后，湖南学者王明高在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提出同样的观点。有的学者还举出了国外的一些统计数字加以说明。

在体制上实行间接民主的同时，吸收和扩大直接民主的因素，才能巩固间接民主的合法性基础。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第三条拒绝引渡的强制性理由中一共列举了7种情况，其中第一种就是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对此，我的看法是，现代刑罚注重刑罚与犯罪之间内在性质 (价值 )上的统一性，而不是量上的简单类似。最近，著名学者周永坤教授在《法学》月刊第8期撰文主张废贪墨罪死刑。

即使是人大代表进行表决，也不可能会通过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议案。但是也应当看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不是互相排斥的。

我注意到，军事罪和叛国罪在这些国家是在杀人罪废除了死刑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死刑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并不是一定会致人死命，对这犯些罪的人处死刑显然不全是因为杀人偿命这个古老的正义观，而是因为其危害性非常严重，因而死刑与这两种罪有着内在联系。我认为，死刑存废是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民意是一种需要考虑的基础，有人说以民意为基础可能会形成民主的暴政，民意不一定理性，但是，这只是反对立法完全屈从非理性民意的理由。

主张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第五个理由是认为民意不是死刑存废的主要根据，所以现在我国大多数民众主张重典治贪的看法不应当成为废除废除贪污贿赂罪的障碍，并举例说，法国曾经在60%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的情况下由议会决定废除了死刑。事实上，在国际上，大赦国际有所谓 对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提法，大赦国际举例说，普通罪行是指死刑只为法律的例外的罪行，譬如根据军法或叛国罪而产生的罪行设置死刑。因此，我国目前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是没有现实基础和法律上实现的可能性的。在所有的贪污贿赂人员中，外逃者数量虽然不小，但比例毕竟不大，两种不公正相比较，我认为保留贪污贿赂罪死刑能够使大多数罪犯罚当其罪，因而是相对更公正的选择。主张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的第三个理由是认为死刑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没有威慑力。）这个逻辑其实是不堪一击的，长期监禁的心理压力、和与他人比较时的心理失衡可以导致贪污贿赂分子咬其他的罪犯，但是，当其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最有可能选择立功而保命，因为任何心理压力都不及面对死亡威胁时的心理压力的，所以，死刑恰恰是最好的发现其他贪污贿赂犯罪证据和线索的方法。

正如西南政法大学陈忠林教授所说：至于说死刑对遏止腐败没有太大效果是站不住脚的。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是通过代议机构这样的民意机构来决定的，代议制民主的特点是，在国家体制上采用间接民主，这是目前世界上所有实行民主国家的普遍选择。

死刑的威慑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杀头不要紧这只是一部人可以做到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死刑的社会预防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人大代表是一种规范化、法律化了的民意表达者，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际上也是确定罪和刑、进行刑事立法的唯一有权机构。

（周永坤：为反贪贿，应除贪墨罪死刑，法学， 2006年第8期第43-45页。我国在决定贪污贿赂罪这一类罪行的死刑存废的程序上，也只能在科学的民意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代议机构的绝对多数票的通过，才能废除死刑。

而废除贪污贿赂罪死刑，虽然做到了同罪同罚，却会因为为了平等而使很多罪行重罪轻罚，这也是一种不公正。如果按照 贪污贿赂罪的死刑妨碍国际合作的逻辑，军事罪和叛国罪往往被认为是政治犯而不引渡，为了国际合作岂不要首先废除这两种罪行的死刑？至于在承诺不处死刑的情况下引渡回来的人与类似情况下没有外逃而处死刑的人的人可能会同罪异罚的问题，我是这样看待的：同罪同罚，这是一种理想，任何刑罚都是以罪行为基础，考虑各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而制定的刑事政策指引下进行立法的结果，如外交人员和国家元首等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的刑事责任不直接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就是一种不平等，但是，这符合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我们在必要时不得不牺牲刑法平等原则而作特殊规定。因为经济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 罪不致死，对其处死刑是过渡的惩罚。如盗窃与徒刑、罚金之间单纯从外在的形态来看 ，的确存在着显著的不等同 ，但是从他们的价值来看，彼此之间是可以比较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就有赵秉志、邱兴隆等著名刑法学者提出废除包括贪污贿赂罪在内的经济犯罪的死刑。目前有11个国家是 对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

我本人是主张将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废除所有的犯罪的死刑的。对于因为死刑犯不引渡而导致因为贪污贿赂罪死刑的存在而引起引渡障碍的问题，我认为是不能成为贪污贿赂罪废除死刑的理由的

所以，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水平，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这种主要监督形式，把对人的监督与对事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既要制约和监督，又要支持和促进。其二、计划、预算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部分调整的，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第十七条）。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处理好人大监督与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既发挥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两院工作的职能，又切实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依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经常性监督的职权是由人大常委会行使的，因而监督法的名称需做调整。

其五、五年规划在实施中期经评估需要调整的，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第二十一条）。4、关于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体现在监督法的第五章、第二十八至三十三条中，包括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自行纠正与依法撤销两组相互关联的内容。

还有学者对监督法没有对人们普遍关注的个案监督问题作出规定提出异议，称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监督法的效能。监督法规定，人大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主要是采取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

三是加大执行力度，防止监督法只在纸上谈兵。所以，制定监督法需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准确地把握人大监督的特点，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的优势，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需要时间，需要通过实践积累经验，统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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